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心性自由，但却遭受四次外来文化冲击

一

在人类文明史中，曾经出现两种独立和自由，以及有关这些独立和自由的观念。一种是相对的、有条件的独立和自由，一种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独立和自由。相对的、有条件的自由是假自由，绝对的、无条件的自由才是真自由。

进化论者会想当然地认为绝对的、无条件的自由观一定出现在相对的、有条件的自由观之后，因为前者比后者高级啊。事实恰恰相反，绝对的自由观远远早于相对自由观。

先进的绝对自由观出现在哪里？答案可能让很多人措手不及，是中国。落后的相对自由观出现在哪里？答案同样让很多人措手不及，是西欧。

绝对自由观出现在什么时候？答案是和中国文明同时产生，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绝对自由的。中国文明产生在什么时候？答案是《易经》产生的时候。《易经》产生在什么时候？产生在伏羲时代。伏羲时代在什么时候？伏羲时代在神农时代之前。神农时代是什么时代？是一个农业产生的时代。农业产生在什么时候？10000年之前。所以，绝对自由观的出现时间至少在10000年之前。

相对自由观出现在什么时候？答案是欧洲近代化开始的时候。欧洲的近代在什么时候开始？答案是欧洲近代哲学出现时开始，最远不会超过文艺复兴的出现。西欧现代哲学出现的时间是17世纪初，文艺复兴的开始时间是13世纪。所以，相对自由观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13世纪。

也就是说，绝对自由在中国出现至少8700年后，另外一种自由才在这个世界上出现，而且是一种相对的假自由。

为什么说自《易经》以来中国的自由是绝对自由？因为这是心性的自由。何谓心性自由？就是人意识自己心性的独立存在，认为自己是一个心性存在，自己只服从自己内心所发出的指令，只会按自己内心的喜好去生活，而不会去服从心性之外的任何东西。

为何说心性自由从《易经》始？因为《易经》认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干扰是不重要的、无所谓的，一个人坚持自己内心的“贞正”才是最重要的。决定一个前途最终吉凶的不是外在环境，而是一个人人心是否“贞正”。而“贞正”是每个人内心本有的东西，都能感觉体悟得到，人性本贞。

这就是《易经》卦辞中反复出现的“贞凶”、“贞吉”。无论占筮的结果是凶是吉，当事人都应该努力做到内心的“贞正”，按照内心的“贞正”去做事。只要你“贞”了，如果是凶，就会逢凶化吉，如果是吉就能让吉更长久。

这意味着在《易经》时代，中国人不仅已经意识到人的心性的独立性，而且还认为，人应该顺应和服从自己的心性、内心去生活，而且人唯一要服从的只是自己的内心。

然而，自公元前3500年以后，中国的《易经》时代结束了，心性自由的时代结束了，绝对自由的时代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此以后，中国屡屡遭遇外来文化的侵扰，这些文化都否认心性的独立性，否认心性自由，而倡导或强迫人去服从自己心性之外的某种东西。这些所要服从的心性之外的东西统称“外物”、“物”，那些外来文化也可统称外物文化。

这些外来文化主要有四种。第一种是服从神和祭祀仪式的九黎文化；第二种是服从皇帝权威的法家文化；第三种是服从涅槃和修炼的佛教文化；第四种是服从财产和科学真理的西方现代文化。

二

先说第一种，服从神和对神的祭祀仪式的九黎文化。这种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，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。但真正传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，即以豫东和鲁西为中心的黄淮平原，并与中国心性自由的文化发生严重冲突，则是1000年以后的事。

九黎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崇拜神、服从神，并要对神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。这与当时古两河、古埃及的多神教文化高度相似，应该是多神教文化东传的结果。蚩尤是九黎族的一个首领，黄帝-蚩尤大战实质是两种文化、文明的冲突。九黎文化破坏心性自由，要求人们服从神，服从祭祀。而中国所固有的《易经》文化、心性文化则坚决反击。要捍卫心性自由，必须抗击九黎文化，反对神，反对祭祀。

文献记载中的“五帝时代”实质上就是一个抗击、改造九黎文化的时代，与考古学中的龙山文化对应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100年。

这种抗击和改造，是在一武一文两条战线上展开。武的战线就是战争驱逐，把九黎族赶出中国文化的核心区。这个过程开端就是“黄帝-蚩尤”大战。事实上，对九黎族的武力驱逐，零零星星几乎贯穿在整个五帝时代。直至舜时，还发生了“迁三苗于三危”的事。

一个流行很久的观点，把黄帝看成中国文明的始祖，把黄帝时代当成中国历史的起点，这是不正确的。黄帝不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，而只是捍卫者。到黄帝时代，中国文明的历史已经很古老了，但是却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。

文的战线就是对九黎族的多神教文化进行改造和排除。改造的工具和武器就是《易经》思想，心性自由的思想。所以，这种改造也就是把多神教《易经》化、心性化。这个过程中的突出事件就是发生在颛顼时代的“绝地天通”。

“绝地天通”实质上是“绝人神通”、对神“立宪”，把神赶到天上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改造后的神就成了“天道”，或者叫“天帝”、“上帝”、“天”、“老天爷”。它不被允许在人间存在，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神像和神庙，也不被允许干预人间的事情，而只能远远地躲在天上窥视人间。

更重要的是，它也不能有自己的意志，而只能以老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。此即《春秋》中多次出现的“民者，神之主也”，以及尚书中的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。这样以来，真正的权威依然是民自己，上帝、神反而成了民的服从者。

除了对神的改造，还有对祭祀仪式的改造，“礼”就是这种改造的产物。“礼”字的字形含“礻”，说明含有祭祀的元素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礼，履也，所以事神而致福也”。

但“履”音同“律”。“律”的原意是“音律”，在《易经》时代是用“数”和“律”来表达“道”的，数、律就是道。用“道”字替代“数”、“律”来表达道的概念，是春秋以后的事。所以，“礼”字的另一个来源就是《易经》的道，而且这是礼的主要成分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《礼记》说，“礼者，理也”，礼就是道理。

经过“五帝时代”这两条战线上的抗击和改造，中国基本上赶走和废除了九黎文化，捍卫和维护了《易经》文化和心性自由。尽管神和祭祀的遗留还在，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的主导和主宰，主导和主宰人们生活的，依然是人民自己，人民自己的心性、内心。

三

第二种破坏心性自由外物文化是法家文化。

法家文化

认为最高的权威就是法律，而这个法律似乎又有两个来源。第一个来源是所谓的“道”，即司马迁说的“法家本于黄老”。第二个来源是则是君王的意志。但是，在实际应用中，君王的权威又是凌驾在道之上的。君王的权威又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武力。所以，法家的最终、最高权威不是别的，而是武力。

具体来说，法家文化有三个主要特征。第一、君王是最高的权威，整个国家都是君王家的私产，君王对国家的管理是高度集权的，当然也是专制的；第二、君王有无限扩大地盘的冲动，所以富国强兵、侵土灭国是法家君王的基本国策；第三、老百姓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王，服从君王的法律，心性自由被彻底否定。

在全球文明史中，法家文化最先在波斯帝国成熟，此前的亚述帝国则出现了雏形。而且，法家文化在波斯帝国出现后，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。希腊、印度都出现了法家文化。中国的法家文化应该也是来自波斯帝国。

法家文化在全球传播导致了两个结果。一是制造了世界范围的“礼崩乐坏”。“礼崩乐坏”不仅在中国发生，而且也在古两河、古埃及发生，在希腊发生，在印度发生。最惨的是古两河和古埃及，此后这大文明彻底消失。二是，以波斯帝国为模板的集权专制的大帝国纷纷在各地出现：取波斯而代之的亚历山大帝国（前330年）、印度的孔雀帝国（前324年）、中国的秦帝国（前221年）。

法家文化传入中国后，为捍卫心性的独立和自由，中国人也在一文一武两条战线上进行抗击和改造。文的战线就是儒家的崛起，武的战线就是农民起义。

儒家之所以在春秋时期出现，原因不是别的，就是捍卫固有的心性自由传统，抗击法家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法家文化在中国出现时，是一种政治形态，是实践的，而非学术的、思想的。主要的法家人物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些受法家文化吸引和影响的国君们。所以，儒家抗击法家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游说君王，劝说他们放弃法家新思想，回归固有的传统。孔孟都是此方面的佼佼者，“明知不可而为之”。

孔孟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和捍卫心性的独立和自由，捍卫人的绝对自由。

一般认为，“仁”和“礼”是孔子最重视的。“仁”不是别的？而是人的心性所固有的功能和特征，很接近于《易经》中的“贞”，或者是用当时的语言去解读“贞”。

礼是什么？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礼不是外在的规定，而是本于心的，是源于内心的感受和判断。服从礼不是服从任何的外在权威，而是服从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做到“心安”。

孟子之所以坚定地说“性善”，也是意在捍卫心性的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，捍卫人的绝对自由。

如果承认人性有丝毫的不善，那么如果让人只去服从自己的内心、心性，那么就一定会出现恶的结果。这就给外在权威的存在提供理由，而允许任何心性之外的外在权威存在，心性自由必然会遭到破坏，迷信和暴政必然产生。

农民起义和儒家学说在秦以后的中国实际上是一回事，都是反法家专制。强大的秦国为何在同一中国后短短14年就崩溃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中国老百姓的固有传统和习惯是心性自由、绝对自由，这和秦赖以强大的法家专制高度不相容。

说到这里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，心性自由在10000年前的伏羲时代就已经在中国出现。即便是到了秦朝，也已经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。心性自由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了，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着。所以，儒家思想的精髓并不仅仅局限在那些号称儒家的人身上，不仅仅局限在儒家的经典文献中，而是坚实地存在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心里。每个传统的中国人都是儒家。

所以，农民起义也是儒家们的反抗，反抗法家专制，捍卫心性自由。每一个起义者都是天然儒家，每一位农民领袖也都是天然大儒。从陈胜到毛泽东，概莫能外。不管他们意识没意识到，承不承认。

秦以后，农民起义和“儒法之争”也成了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。同时，在这两者的夹击下，中国的法家专制也被改造了，心性化了。尽管遭到某种程度的曲解和篡改，以孔孟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最终成为支撑君王和政府存在的理论基础。最高权威依然是心性，而非心性之外的任何东西。心性自由基本得到维持和延续。

四

第三种破坏心性自由的外物文化是佛教。

佛教的问题是，设定一个心性所本无的涅槃的状态，佛的状态，然后又想象和虚构了很多修炼的方法，说通过这种修炼就可实现涅槃和成佛。

中国固有的心性自由传统认为，心性的本善功能是天然就有，自然生长的，无需刻意的修炼。孟子的“性善”论、“四端之心”说、“义内”说都是在表达这一主旨。性善论上面谈到了，这里对“四端之心”说、“义内”略作解释。

“仁义礼智”有两层含义。一层含义是个人的，是一个人有道德的外在表现。另一层含义是宏观的、社会的，是一个社会有和平有序的表现。一个人看起来“仁义礼智”，他就是一位有德的君子。一个社会看起来“仁义礼智”，就是一个太平盛世。

孟子认为，“仁义礼智”的根本在人心之中，是从人心中发端的。也就是说，“仁义礼智”都是人心所本有，人性所本有。所以，无论一个人想成为有德之君子，还是整个社会要成太平盛世，其要诀就是顺应每个人本心、本性。这是“四端之心”说，要义还是维护心性自由。

“义内”说认为，一切知识、道理的来源不在人心之外，而在人心之内。不存在任何外在于人心的“真理”。“义内”说彻底否定了心性之外的任何知识权威，其核心依然是维护心性自由。

后来的大乘佛教，尤其是大乘有宗，也是大谈心性、佛性，给人的感觉，宋明的心性学仿佛来自佛教。实则不然，佛教所谈的心性、佛性都是心性所本无。它要把这些人心所无的东西强压到心性之中。之所以如此，他们认为人的自然的心性是有缺陷的，不可信赖。

所以，佛教实际上和法家一样，都是认为心性本来都是有缺陷的，都是恶的。不同的是，法家主张，纠正人性的恶，需要外在的专制强权。而佛教认为，纠正人性的恶，不能靠外在的强权，而只能靠每个人自己的修炼。所以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佛教也是反法家的。

中国人之所以对佛教感兴趣，也是看中它反法家的一面。汉武帝之后，尽管儒家成了官方理论，但是这时的儒家已经法家化了。所以，现在有人批评儒家是皇帝统治集团的帮凶。但是，一定要清楚，这时的儒家是法家化的儒家。

也就是说，儒家在与法家的对抗中，已经力不从心了。所以，就拉佛教做一个帮手，来共同抗击法家。儒释道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反法家。佛教帮助中国人重新找回对心性独立的认识和自信。

禅宗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成为佛家的主流，原因就在于，它把原来佛教认为心性所本无的东西看成是心性所本有。佛性是人生而有之，就看你悟不悟。悟了你就立马是佛。所以，禅宗也彻底否定了修炼。

事实上，禅宗是彻底反佛教的，信奉禅宗的和尚都是穿着僧袍的儒家，而且是孔孟派的原始儒家。佛为人心本有，事实上是孟子“性善”说、“四端之心”说、“义内”说的翻版。禅宗更多地是用佛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孟子学说。

然而，禅宗和孔孟儒学之间还是有一个本质差别。在孔孟眼里，心性是自然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可体悟到自己的心性，也可通过行为去观察别人的心性，但是心性并非一个实体，而是无形的。孔子压根就不怎么专门谈“心性”，孟子提出性善说，也是以真实经验的角度出发，没有任何的玄想和预设成分。

但禅宗却为心性预设了一个状态，就是佛性。佛性是一个先验实体。尽管承认佛性是人心所本有，但是，佛性这个实体事实上并不存在。所以，禅宗对人的心性的认知就不是自然，是假的。把一个假的东西硬生生地安在人心上，当然会破坏心性自由。

所以，到了宋以后，宋明理学应运而生。宋朝儒学的主要目标就是打碎禅宗的“假心性”，回归人的真心性，从而解除禅宗对心性自由的约束。

毫不奇怪的是，作为宋明理学的“创始人”，“北宋五子”都是易学家，他们反击佛教的武器依然是《易经》。他们用源自《易经》的“义理”替代“佛性”，重新解读和支撑心性。所以，宋明的学问叫“理”学，又叫“心性学”。“理”和“心性”是一体两面：心性就是能够产生“义理”的心性，“义理”就是来自心性的“义理”。

宋代理学可用三个字概括，“性即理”；明代理学也可能用三个字概括，“心即理”。宋明儒家之所以用“理”来诠释心性，根本意图依然在坚守中国《易经》以来的固有传统，就是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。既然人的心性是“理”，那么人要过合理的生活，不是服从任何别的东西，只需服从自己的心性。

五

第四种破坏心性自由的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，自鸦片战争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传入中国。

对现代文化，目前中国，当然也是世界，存在的最大误解是，认为现代文化是自由的。甚至说，在人类文明中，只有现代文化才是自由的。然而，如果站在中国传统的心性自由的角度看，现代文化讲的自由是相对的、有条件的，是假的。

现代文化讲自由，不是针对人的心性，而是针对权利的。重要权利有两个，一个是财产权，一个是政治参与权，主要是选举权。参与政治主要还是确保自己财产，所以，最终最重要的权利只有一个，就是财产权。

他们认为，有了以财产权为主的各类权利，人就是自由的。人要自由，也就是争取权利。总之，权利和自由是等价的。

在中国心性自由的传统看来，西方现代文化犯了很幼稚的错误。因为只有心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，将自由挂在任何外物之上，允许有凌驾在心性之上的任何权威，心性必然会遭到这个外物的奴役，而失去自由。

现代西方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，根本原因在于，他们的认识水平尚未达到能够认清心性的程度，没有意识到人的心性的独立性，没有意识到人是一个心性存在，没有体验过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。

中国的心性传统早就明白，如果你将自由托付给自己心性之外的任何外物，允许你自己的心性服从任何的外物，允许任何外物凌驾在心性之上，这些外物都一定会破坏心性的自由，奴役心性。

现代的中国跟随西方，将自己的自由托付财产权，托付给财产，问题已经集聚的很严重了。每个人的财产权都大幅增加了，然而人们的总体自由感不仅没有相应增加，反而下降了。人们变得越来越压抑，越来越无奈，越来越盲从，越来越忙碌，越来越恐惧，越来越冷漠。我们经常听到的抱怨是“人不如狗”，而现在的年轻人也的确喜欢用狗形容自己，譬如上班狗、留学狗、单身狗。

问题就在于，我们因西化、现代化而相信、迷信财产即自由，而偏离了传统的心性即自由，这导致财产压迫心性的局面的出现。

财产压迫心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。

第一，我们追求某项财产，并非出于本有的心性需求，而是受到诱惑、诱导，出于攀比和炫耀的目的。这样我们的忙碌实际上都是不是真正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做给人看。生活成了作秀和摆拍，人也成了财产的奴隶。

第二，当我们获取某些财产权时，会牺牲掉另外一些财产权，而且牺牲掉的财产权可能更重要。最典型就是生态破坏，在消费品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时，我们的空气和水却越来越脏。

第三，获取财产会牺牲掉我们的闲暇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，而是被我们已经购买的和将要购买的财产绑定了、预定了。这和卖身为奴有何本质区别。

第四，人人都以财产为重，不把自己的心性当回事，也当然不会把别人的心性当回事。人人都财产化了，工具化了。冷漠是自然的，欺骗也是顺理成章的。

除信奉权利外，西方现代文化的另一个信奉是科学真理。象佛教预设一个佛性存在一样，现代科学也预设一个科学真理在。不同的是，佛性存在心性之内，而科学真理则存在于“客观世界”。也象佛性一样，科学真理并不存在。对科学真理的迷信，和对财产的信奉一起，也造成了对心性独立性的否认，和对心性自由的极大破坏。

毫无疑问，中国必须象抗击和改造信奉神和祭祀的九黎文化一样，象抗击和改造崇尚武力和君王的法家文化一样，象抗击和改造信奉佛性和修炼的佛教一样，来抗击和改在当前的这种信奉权利和真理的西方现代文化。

这种抗击和改造同样也会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展开。在武的战线上，中国已经胜利了，这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，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一系列的反侵略战争。

然而文的战线目前已经没有正式启动，相信很快就要启动了。回归传统、回归儒家的势头不是正在兴起吗？武器嘛，依然是以《易经》为核心的儒家思想，当然，我们需要用现代的语言重新解读一下。

说明：本文写于2016年。8年后重读，有三点感想。

第一，此文学术价值很高。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本质：心性自由，并大手笔、粗线条地描述了其起源和发展史：遭遇了四次外来文化的冲击。

第二，当时对法家和道家关系的理解不到位。从道、法两家所共尊的道的角度而言，司马迁搞反了，不是法家本于黄老，而黄老本于法家。法家的道实际上就是宗教的神的简化。

第三，对中国文化起源的认知，当时过分强调易经了，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认知到甲骨文的重要性，没有研究，从而也就不知道结绳的重要性，不知道结绳时代的存在。从实践上看，结绳远比易经重要。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是“ 结绳-易经”时代。